大店員與小店主

大店員與小店主
【聯合報╱羅智成】 2011.04.26

香港是城市管理的奇蹟。

在迫蹙的空間下，要讓七百萬居民和一年三千六百萬旅客生活、移動、工作、消費，且各式資源與服務供應不絕、運轉流暢，你不得不承認只有香港人做得到。

在這當中，最令我驚豔的是消費服務的效能：不論是開得比7-11還密集的名牌精品店、蓋得比機場更寬敞的購物中心、容量比電影院還大的酒樓—或比檳榔攤大不了多少，卻足以應付一整輛大巴士的客人的魚蛋粉、茶餐廳，你都會由衷讚歎那舉世無匹的接待效率。

這所謂的「效率」包括了：速度、準確度、靈活度、專業度、收銀機飽和度，甚至有時也包括滿意度。舉例來說，香港一到用餐時間，大自上百桌的餐廳，小至幾張 檯子的小店，瞬間都會湧進潮水般的顧客，已訂位的、臨時要找位子的、現場併桌的、門口排隊的，這樣盛大而令人手忙腳亂的緊急場面，已足以癱瘓掉一個第三世 界的政府了！但只見那些領班、領檯、服務生、歐巴桑穿梭在人群間，帶位、點菜、推車、送菜、鋪桌、收碗、埋單…卻很少發生點錯、送錯、找錯的狀況，甚至送 上桌的菜餚，火候、溫度還都剛好。

又例如在衣香鬢影的服飾店，操著各國語言、各地口音的顧客蜂擁而入，他們逛店的態度與動機不同，購買的習慣、品味和預算也不同，這時店員們就要使出渾身解 數了，招呼、講解、推銷，還有判斷客人也很重要：純逛的就放牛吃草；趾高氣昂的就欲擒故縱；猶豫不決的就推波助瀾；身懷鉅款、不吐不快的就曲意逢迎。此外 還有不打折不死心的、只剩巴西幣的、已沒現貨的、修改衣服的，店員們都得見招拆招、隨機應變，直到每個人都心滿意足，提著大包小包離開。

這樣的場景在香港四處可見，也包括了大商場各式專櫃、酒店服務生、電訊業、房屋仲介業的業務人員。我衷心認為香港最負盛名的服務產業，大半是靠這些在第一線任勞任怨、專業又敬業的店員們支撐的。

相較於香港大財團、大企業的連鎖店經營模式，台灣許多商店的特色則在於經營者本身—也就是老闆或店主。

也許是中小企業或個體戶文化根深柢固，也許是創業資本、土地成本不高、入行門檻較低，台灣的大街小巷充滿了各種「校長兼撞鐘（校工）」的小店經營模式。他們當然也會聘僱店員幫忙，但是規模不大、企業屬性不強、勞資界線較不明顯。

在這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來自各行各業、不同領域的創業者往往會帶來形形色色的營業內容與商店風貌，以及專屬於店主的性格、品味、夢想與經營理念。

在我稱之為台北市「羅曼蒂克大道」的康青龍、溫羅汀一帶（永康、青田、龍泉、溫州、羅斯福、汀州），許許多多的小店主把一些原本平凡無奇的小事業，如：咖 啡廳、書店、餐飲店、服飾店、禮品店、茶館、花店、手工藝店等，經營得有如一方個人夢土—或特定小眾的隱遁之所、生活基地與精神堡壘。他們靠的無非就是對 美好生活的想像、對理想或嗜好的執迷與投入、鮮明的生活態度與個性。

這些有著特殊能力與意志力去實現浪漫夢想，並深刻感染周遭人群的「小店主」或專業人士，我常暱稱他們為「巫師」、「女巫」。台北市的人文、浪漫與多元，就是因為台北市的巷弄裡定居了許多「巫師」和「女巫」。

「大店員」與「小店主」代表了不同的經營與消費模式，面對著不同的挑戰與艱辛，呈現出各個城市不同的美感與生活體驗。

（作者為作家、詩人）

香港的茶餐廳與冰室

香港的茶餐廳與冰室
【舒國治】
「茶餐廳」之香港獨產，乃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人有下午茶之尚……勞動階層也沿襲英人慣例，發展成自己粗簡版本的嘆下午茶，終於構形為這種看似中西食物兼具、實則原本西多中少的「茶餐廳」……

香港的「茶餐廳」，近十多年台灣聊它的人多了，幾乎人人皆會說「鴛鴦」（奶茶加咖啡）如何如何獨絕之類。
香港的生活風情，大多源自廣州，如茶樓、酒樓等，但有一樣，是香港獨產，便是「茶餐廳」。
「茶餐廳」之香港獨產，乃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人有下午茶之尚，故香港昔年的「三行」（泥水行、土木行、油漆行）這類勞動階層也沿襲英人慣例，發 展成自己粗簡版本的嘆下午茶，終於構形為這種看似中西食物兼具、實則原本西多中少（且看它的餐具多是刀叉、少用筷子）的「茶餐廳」。這在廣州是沒有的。
香港的工人，敲敲打打，到了下午三四點鐘，英國雇主要喝下午茶了，他亦不便敲敲打打，只好也休息一下，吃一個雞尾包，喝一杯茶什麼的。今日仍能見著茶餐廳門口坐著猶打著赤膊、抽著紅萬寶路菸、喝著奶茶吃點心的香港工人，這是他們的典型hang-out。
所吃之物，像雞尾包（如我們的奶酥麵包）或菠蘿包，概為西式，至少是出於烤箱者，不會有蓮蓉包、馬來糕這種中式且出自蒸籠之物。並且甜物較多，乃 西人之甜食糕點原就較豐亦較嗜。所喝的茶，亦是西式，如紅茶；不會有中國茶如普洱、水仙、肉桂、香片等。何也，便因這原是要弄成合於西俗之形式也。也於是 即使後來添加了公仔麵（泡麵）這一項目，也絕只用叉子吃，不見有給筷子的。由於供給叉子已成必習，造成有人（不只是小孩）吃雞尾包亦是一叉子叉下，提著雞 尾包一口一口的吃，並不會用刀子切成小片來吃，甚而也忘了用手抓著吃。
且說另一種小店，叫「冰室」，所供的食與飲，在今天已然有如「茶餐廳」，然而已顯凋零。你在中環或尖沙咀這類炫亮之區不易見著，在陳舊灰暗的老商區的後巷背街倒可偶一見之，有懷舊癖者正好可藉此尋幽搜古一番。
冰室，則是廣州先有，再傳入香港的。算是「先省後港」。省港省港，兩字並稱，「省」乃省，指廣州，非指「廣東省」也。又有「省港澳」三字同稱的，便是廣州、香港、澳門三地。例如有些老字號商家會言「省港澳皆有分店」便是。
有人度測「冰室」之雅謂，或來自梁任公的「飲冰室」齋號。
舊時廣州會有冰室，無他，氣候炎熱也。一如台灣昔年的冰果店或冰果室是。然即使台灣一九五○、六○年代隨處見之的冰果店，如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 事件》中少年混跡的場所，今日亦罕見矣；像台大附近的「台一」等店算是少有的碩果僅存者。至若彰化員林公園裡的那家極富六G年代韻氛的冰果室，八年前遊經 猶見，今日不知如何？
連台灣的冰果店都會式微，香港這種寸土寸金之地焉能不零落？
總之，在流行時期（五○、六G年代）的冰室，所供應的典型食品有：檀島←啡（廣東話這一←字，實有法文caf晹的ca之發音神韻），西冷紅茶（西 冷即錫蘭），荷蘭←咕（可可），香濃華田，衛爾牛茶（衛爾牛精所泡出者），西洋菜蜜（由西洋菜提煉出來的蜜精），滾水鮮蛋（有人特起了個渾名叫「和尚跳 海」，活神至絕）………等等。
當然，它也可以賣三文治、多士、蛋撻等點心，以及紅豆冰、西米露、荔枝冰、紅毛丹冰等南洋式冰品。然而，曾幾何時它和「茶餐廳」竟然所賣的沒啥兩樣了。
但有些人硬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見到「冰室」或「冰廳」字樣的店，便要一進，溫一溫舊夢。
冰室，恰好僅存活於老舊區，外地人若想一探舊區舊吃食，不妨逛逛以下的「冰室」。
筲箕灣的「昌記冰室」（東大街3號D）、「南龍冰室」（金華街）
華富的「華富冰室」（華富靮陞咫中3-4號）
深水←的「大利冰室」（北河街32號）、「華南冰室」（桂林街87號）
黃大仙的「祥記冰廳」（銀鳳街23號D）、「泉成冰室」（黃大仙廉價樓南座25號）
旺角的「生力冰廳」（快富街28號A）
新蒲崗的「東方冰室」（崇齡街）
東頭22座的「錦華冰室」、「中民冰室」
東頭村道118號的「義興冰廳」粉嶺聯和墟的「合興冰室」、「海記冰室」（聯興街）及「發記冰室」（聯盛街28號）■
【2005/05/08 聯合報】

三少四壯集-甚麼是香港流行曲

陳冠中 　(20070101)
上世紀70年代末，港式粵語流行曲為全民所確認，在此之前，什麼歌曲才是香港的流行曲，是可以爭議的。

粗略而言，在50年代，粵語人聽的是粵劇粵曲；國語人包括廣義的上海人聽的是國語時代曲；洋派人士及年青人聽的是英文歌，當時叫歐西流行曲。

到60年代，受過英語訓練的嬰兒潮一代進入青春期，進口英文歌主導了香港的流行曲市場。黃志華90年「粵語流行曲四十年」一書說：「Beatles帶給香 港的『道德恐懼』及年青一代的『新感性』，衝擊之大，前所未有。可以說，整整的六十年代，基本上是由歐美的搖擺音樂和民歌統領著香港樂壇」。

港產國語歌也不算寂寞，新編的國語歌包括海派時代曲，邵氏電懋兩大及其他公司的國語片插曲，及60年代中黃梅調電影帶來的黃梅調熱潮。

到60年代末，國語歌來了一次真的短暫高潮，不過這次的原產地是台灣。姚蘇蓉69年的「今天不回家」喊遍台港，引發台式國語歌空襲香港：楊燕的「蘋果 花」、尤雅的「往事只能回味」、湯蘭花重唱的「負心的人」、李亞萍唱到躺地的「雷夢娜」。男歌星青山更圓了「大盜歌王」林沖未竟之志，成了進口的師奶殺 手。走入港人視野的還有張帝、包娜娜，謝雷、崔台青、吳靜嫻、趙曉君、楊小萍、白嘉莉、藍毓莉、余天等。無可否認，台灣國語歌確是70年代初香港的流行 曲。

當時香港出現了歌廳，專請台灣歌星來走場演出，很多是群星抱團而來，如「藝霞歌舞團」，特別吸引了年齡層較高的國語人、上海人捧場。

及後，國語歌不管是港產或進口，都再談不上大熱潮了，雖然不乏個別台灣歌手在香港唱出名堂，包括校園民歌、「橄欖樹」齊豫，「龍的傳人」侯德健、「搭錯 車」蘇芮，文化人追捧的羅大佑，以至李宗盛、齊秦、李壽全、吳大衛──但構不上潮流。歷久不衰的唯鄧麗君，曾多次獲得香港金唱片及白金唱片。

至於本應是最有地方色彩的粵語歌，卻最為零落，拋開粵劇粵曲不談，粵語流行曲的鋒頭、地位、質量和產值皆不如國語歌，更遑論英文歌，當然，其中還有階層的偏見。

據容世誠2006年「粵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 1903-1953」一書，跟傳統粵劇粵曲有區別的「新曲」，始創的時間可以追溯至30年代。不過現在老一輩人還有印象有感情的，是50年代後期的周聰、呂紅、林鳳，以及鬼馬歌如「飛哥跌落坑渠」。

可是粵語歌始終算不上是香港流行音樂的主力，由60年代苗金鳳的「一水隔天涯」，到陳寶珠、蕭芳芳等的粵語電影插曲「女殺手」，到坊間或南洋改編的「賭仔 自嘆」、「行快Ｄ啦」、「一心想玉人」，到70年代初譚炳文、李香琴的「璇宮豔史」，到鄭錦昌、麗莎的小調「新禪院鐘聲」、「相思淚」，你說不流行嗎，它 們也真讓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可以哼唱，不過一來數量少含金量不高，帶動不了大氣候，二來受眾社會地位低，反制不了英語國語歌。

一切到70年代中才開始有質的變化。81年9月「號外」專題，調侃的為香港歷年的社會偏見列出一份表，其中粵語流行曲一項是這樣總結的：50年代──阿嬸歌，60年代──馬姐歌（女傭歌），70年代──廠仔歌，80年代──香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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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景嶺上月彎彎

調景嶺上月彎彎

【聯合報╱陸潤棠】

 
遠遠望見山巔用白色粉末塗上「中華民國萬歲」的大字，非常醒目，把這個地段的政治認同，清楚地告訴了外界。此外便是漫山的青天白日旗海，令我難忘……

1976年，我初次來台。那時還是戒嚴年代，公眾地方，不談國是，唯印象中並未感到任
何的肅殺氣氛。電視和電台與香港當時已經鬧哄哄的廣播情形，大迥其趣。三十多年後
來台任教，那種感覺已不存在，代之而來的是一種眾聲喧譁的現象。
我對台灣的感覺有點稔熟而陌生，這主要來自數次有長有短的訪問，另一部分則是來自
兒時求學所得來的台灣印象。小學還未念完，母親聽朋友之言，將我送到當時在香港的
異域──調景嶺。美其名是送我到一個可以寄宿和求學之處，其實，母親為了生活，無
暇看顧這個桀驁不馴、終日流連市集的街童，又恐我會成為黑社會招攬的對象，遂將我
流放到她眼不見心不煩的地方。母親的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的，1956年末，香港發生戰後
以來首次的社會騷亂，那時街道到處燃燒著暴徒的破壞物。年幼好奇的我，混雜在看熱
鬧的人群中，到處躲避防暴警察射來的催淚硝煙，更曾與死神擦身而過：我目睹一個青
年中彈倒下，流出的鮮血混雜著一股硫磺的味道，硝煙則從傷口裊裊滲出。那光景至今
仍歷歷在目。母親的決定是迫切而正確的，目的是要我遠離包圍著我的險境（harm's
way）。
1959年夏秋之交，我從香港坐小汽船到達調景嶺。那時從九龍到調景嶺的陸路非常顛簸
。小汽船快到達目的地，遠遠望見山巔用白色粉末塗上「中華民國萬歲」的大字，非常
醒目，把這個地段的政治認同，清楚地告訴了外界。此外便是漫山的青天白日旗海，令
我難忘。我當時進入一間教會辦的宣道小學就讀小五下，同時寄宿在一位叫四叔的開辦
的宿舍，開始了我這個小廣東整整一星期多的文化震撼階段。調景嶺大小規模的中小學
，多由天主教或基督教團體開辦，其中台灣直接資助的調景嶺中學、天主教的鳴遠中學
和基督教的信義中學最具規模。高中畢業成績優異，可直接保送台灣各大學。這些學校
的課程與香港一般的中小學制不同，教科書採用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纂的版本，由大陸逃
難到香港、操不同腔調的老師講授，名副其實的母語教學。我每年的國語口音均受不同
省分的班主任所影響，有時講的是四川腔的國語，有時是湖南腔的國語。這一階段的教
育構成我對台灣想像的主要根由。什麼「努力奮鬥」、「自由中國」、「寶島」、「復
興島」等概念，在我幼小的腦中開始生根。
野性不改、過慣了街童生活的我，入宿不滿兩天，便犯了第一宗違規事件。調景嶺雖然
是由荒山野嶺開闢出來的難民營，但前有將軍澳灣，後有魔鬼山，名副其實的背山面水
，環境優美。宿舍不遠處便是一碼頭，將調景嶺與香港聯繫起來，碼頭旁邊繫一竹筏。
這個發現，令我有如獲至寶的感覺。我唆使另一個剛到埠的宿友，一同划著竹筏到海中
作樂。兩人均不諳水性，雖未能暢泳於碧波，驚險一番，亦樂在其中。回宿舍的途中，
發覺衣衫盡濕，唯恐東窗事發，會受處分，二人偷偷從屋後攀入宿舍。鄰居誤以為有賊
入屋行竊，驚動了四叔，將我倆捉個人贓俱獲，狠狠的修理了一頓。這是我在調景嶺犯
事的第一遭，也是與威權的第一次邂逅。
我的監護人四叔是營內廣東高要同鄉會的會長，相當的體面。記憶中營內到處都有各省
縣市的同鄉會，林林總總的，恍如中國的縮影。四叔已屆中年，以提供食宿給香港、九
龍來的學子維生。我們戲謔他為「三棲動物」：他同時娶了三位妻子，大太太負責家中
財政，二太太和三太太負責炊事。一家四口，分工合作，各人地位亦分明，鮮有家庭糾
紛。四叔的豔福，羨煞了旁人。他能享受如斯齊人之福，主要原因是傳宗接代，因前兩
位妻子均無所出，四叔求嗣心切，終在第三位妻子身上如願以償。因我屢犯宿規，離開
了四叔的監護，對於他們往後的家事不甚了了。離開了四叔的宿舍和監護，是我人生的
轉捩點，我將母親蒙在鼓裡，把每月的食宿費放在自己口袋中，自己理財，在一位老兵
的木房子中租了一個床位，開始了我童年那一段孤寂和斷裂的坎坷歲月，那年我應是十
一歲的光景。
調景嶺營居住的均是大陸撤退來港的軍公教人員，可以說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家離鄉背
井，生活和精神都陷入一種斷裂的狀況。可堪告慰的是彼此凝聚一起，互相有依靠。我
這個外來者感受不到他們的辛酸，反而羨慕在地同學有家可歸，師長對他們視同子姪，
寵愛有加，令我這個小香港有點他者的感覺。回想起這一段自我理財的日子，每月均未
能量入為出，未到月尾，飯錢早已花光，唯有硬著頭皮到相熟的小館記帳吃飯。每念及
此，心中便辛酸起來。同學中記帳吃飯的，當然不只我一人。但小小心靈似乎永遠忘懷
不了那一段不光彩的日子，這對我成長後內向多疑的性格，有一定的影響。
那年代調景嶺的文娛消遣很少，戲院要到六十年代後期才出現，是露天的，放映時間只
能在晴天的晚上，多是當時電懋和邵氏的作品。我們的娛樂多是打籃球、到無人的海邊
游泳，或到鄰近的客家村落偷摘蔬果。這亦是我們兒時養成的樂山樂水的好動性格。此
外的娛樂多與中華民國的節日慶典有關，例如雙十晚會、國父或總統壽辰的大型歌舞表
演。我們最歡迎的還是從台灣來訪問的純德、亞東、靜修等女子籃球隊表演賽；她們的
球技與青春活力，令我非常傾倒。長大後對敏捷矯健型的女孩特別鍾情，亦可能是早年
這些女籃健兒的倩影所致吧！
由於缺少聲色犬馬的娛樂，營內青年黃昏時喜在屋前唱歌自娛。他們嘹亮的歌聲從這邊
山頭傳到對岸的山頭，餘音通過海灣的空氣，此起彼落，像客家人唱山歌般熱鬧。月圓
之夜，空氣中蕩來一首動聽的「調景嶺上月彎彎，白雲遷徙夢魂牽，可愛的祖國血斑斑
，美麗的田園荒涼涼……」那股鄉愁和哀怨徜徉在夜空中，此情此景之優美，非時下靡
靡之音可比擬，令我這個香港仔亦強說起無中生有的原鄉愁來。我們的歌曲大多是課堂
學來的，部分是民間小調，也有些是黨國教育、反共抗俄的題材。總之是旋律好、歌詞
美，備受我們喜愛和唱誦。此外還有當時原子粒收音機播放的國語時代曲和歐西流行歌
，都是我們的精神食糧，後者更是我學習英語的台階。我每周皆從流行榜上的新歌中找
來英式或美式的俚語和生字，向同班同學炫耀一番。「字典」和「生字王」的外號由此
而生。後來有機會考入香港中文大學，選讀的就是以後「誤人子弟」的英國文學。由流
行歌到英國文學，中間的經歷和際遇，似乎冥冥中已注定。
我整個青少年的成長期（formative years）可以說是在調景嶺度過的。那時只知道生
活艱難，物質條件極度匱乏。但身處山明水秀的環境中，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偶爾
回到市區空無一人的家中，心中便會想趕忙往調景嶺跑。那種矛盾的心情，就像電影《
現代啟示錄》的美國特種兵──威勤在影片開首自言自語那樣：「當我在外邊執勤，我
希望能回到西貢；當我在西貢，我便想回到外邊，執行我的任務。」初中一至三年級的
階段，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上課不專心，只知找機會捉弄老師，摹仿他們的鄉音，弄
點笑料，以博同學一笑，滿足自己的虛榮感。我們的老師，雖說是落難香江，仍多能保
持斯文爾雅，其中更不乏臥虎藏龍之士。他們有些言行稍微怪異，但均能保持中國人的
不亢不卑的氣節，這點可從他們日常與洋教士的交往上看出來。其中亦有些特別例子，
教國文的胡夫子，終日長袍加身，對著挪威籍的校監，頭永遠抬得高高，眼直視而不見
，一派不在乎的模樣，恰好是另一極端反應的典型。自庚子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洋人
的反應，不外乎兩種：自大與自卑。這種微妙的華洋轇轕，亦在我成長認知過程中留下
一定的烙印。
我到了調景嶺生活三年多時，交上了幾位在地的同齡朋友。他們全都祖籍北方，塊頭比
我長得高大，與他們廝混，給我很大的安全感，很自然地，我們變成了童黨。我們的背
後當然還有村中的老大哥，有困難時便找他們出頭擺平，我們則恃眾欺寡，盤據一隅，
介乎小流氓與小阿飛之間。後來看了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感覺到電
影中的時空和人物，有點似曾相識的親切。但童黨的歲月，正如發生在所有啟蒙故事的
題材一樣，是階段性的，跨過了那門檻、嘗過了那股滋味後，便不復再了。

【2009/11/13 聯合報】

龍應台◎一個警察的背後

• Jan 28 Sat 2006 17:53

• 龍應台◎一個警察的背後

本 來想悄悄去廣州，不驚動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專心地，用行腳去感受廣州的老城氛圍。沒有想到，一個不小心，反倒變成一個華人世界舉世皆知的事件。幾天 來，溫暖的關心電話和郵件從美國、歐洲、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中國各個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斷進來，倒叫我覺得慚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傷」得更 重，以擔得起朋友和讀者的愛惜。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但它是不是「廣州特色」呢？

    事情發生了之後，集體的「口述歷史」就打開了。一桌五個廣州市民，四個人有被偷被搶的經驗，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多次，先講親身經歷：被摩托車撞，被小刀割，人怎麼欺身而上，怎麼搶了就跑……然後再敘述發生在親友身上的：兩歲的孩子的媽，護著包，以致於整隻手被砍斷。愈講，恐怖的細節愈多，我聽得兩眼發直，開始覺得：自己真是個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賀。

    回到香港，香港人說，唉呀唉呀，你怎麼會想到一個人跑去廣州？廣州啊，我們男人都要成群結隊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陸人說，怎麼你還沒學到呢？在這邊，背包背在後面，一過邊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邊奔波於銀行和移民局之間，一面讀到廣州官員的反應。省政協委員以「龍應台遭竊」案詢問廣東省公安廳長梁國聚對於治安有何對策，梁國聚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十三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

    公安廳長的談話倒是坦率，於是我開始算，照廳長這麼說，在廣東省，每一個警察要服務846個市民。臺北總共有7702個警察，也就是每一個警察要照顧341個臺北人，而香港有32986個警察，一個警察服務207個港人。柏林的一個警察只要管好130個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資，香港的警察工資會是廣東和臺北警察的好幾倍。

    以這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來看，梁國聚的自我辯護不算錯。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後的制度之間，不論是管理結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說，那846個人是否真正得到一個警察的服務？雖然警力微薄，警察的辦案效率，服務品質，以及廉潔程度，和臺北、香港的警察比起來如何？警察背後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我收到很多大陸讀者的來信，譬如這一封：

    看到您被竊的新聞，身為大陸人除了感到丟人和羞恥、向您表示歉意和慰問。

    其實，您遭遇的是許多大陸中國人都遭遇過的事。自從我父親在公交車上被偷（他帶著錢去醫院開白內障，交費時才發現醫療費全沒了），我乘車時，總是睜大雙眼，隨時戒備，一分鐘也不敢放鬆。我知道您不喜歡做「貴賓」，可是要做一個普通的大陸人，必須小心！記住這裏是中國大陸，不是香港，不是臺灣，更不是德國！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距，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那樣溫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時又把問題看得那樣冷透，令人不安。

＞＞＞＞2005/1/28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