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景嶺上月彎彎

調景嶺上月彎彎

【聯合報╱陸潤棠】

 
遠遠望見山巔用白色粉末塗上「中華民國萬歲」的大字，非常醒目，把這個地段的政治認同，清楚地告訴了外界。此外便是漫山的青天白日旗海，令我難忘……

1976年，我初次來台。那時還是戒嚴年代，公眾地方，不談國是，唯印象中並未感到任
何的肅殺氣氛。電視和電台與香港當時已經鬧哄哄的廣播情形，大迥其趣。三十多年後
來台任教，那種感覺已不存在，代之而來的是一種眾聲喧譁的現象。
我對台灣的感覺有點稔熟而陌生，這主要來自數次有長有短的訪問，另一部分則是來自
兒時求學所得來的台灣印象。小學還未念完，母親聽朋友之言，將我送到當時在香港的
異域──調景嶺。美其名是送我到一個可以寄宿和求學之處，其實，母親為了生活，無
暇看顧這個桀驁不馴、終日流連市集的街童，又恐我會成為黑社會招攬的對象，遂將我
流放到她眼不見心不煩的地方。母親的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的，1956年末，香港發生戰後
以來首次的社會騷亂，那時街道到處燃燒著暴徒的破壞物。年幼好奇的我，混雜在看熱
鬧的人群中，到處躲避防暴警察射來的催淚硝煙，更曾與死神擦身而過：我目睹一個青
年中彈倒下，流出的鮮血混雜著一股硫磺的味道，硝煙則從傷口裊裊滲出。那光景至今
仍歷歷在目。母親的決定是迫切而正確的，目的是要我遠離包圍著我的險境（harm's
way）。
1959年夏秋之交，我從香港坐小汽船到達調景嶺。那時從九龍到調景嶺的陸路非常顛簸
。小汽船快到達目的地，遠遠望見山巔用白色粉末塗上「中華民國萬歲」的大字，非常
醒目，把這個地段的政治認同，清楚地告訴了外界。此外便是漫山的青天白日旗海，令
我難忘。我當時進入一間教會辦的宣道小學就讀小五下，同時寄宿在一位叫四叔的開辦
的宿舍，開始了我這個小廣東整整一星期多的文化震撼階段。調景嶺大小規模的中小學
，多由天主教或基督教團體開辦，其中台灣直接資助的調景嶺中學、天主教的鳴遠中學
和基督教的信義中學最具規模。高中畢業成績優異，可直接保送台灣各大學。這些學校
的課程與香港一般的中小學制不同，教科書採用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纂的版本，由大陸逃
難到香港、操不同腔調的老師講授，名副其實的母語教學。我每年的國語口音均受不同
省分的班主任所影響，有時講的是四川腔的國語，有時是湖南腔的國語。這一階段的教
育構成我對台灣想像的主要根由。什麼「努力奮鬥」、「自由中國」、「寶島」、「復
興島」等概念，在我幼小的腦中開始生根。
野性不改、過慣了街童生活的我，入宿不滿兩天，便犯了第一宗違規事件。調景嶺雖然
是由荒山野嶺開闢出來的難民營，但前有將軍澳灣，後有魔鬼山，名副其實的背山面水
，環境優美。宿舍不遠處便是一碼頭，將調景嶺與香港聯繫起來，碼頭旁邊繫一竹筏。
這個發現，令我有如獲至寶的感覺。我唆使另一個剛到埠的宿友，一同划著竹筏到海中
作樂。兩人均不諳水性，雖未能暢泳於碧波，驚險一番，亦樂在其中。回宿舍的途中，
發覺衣衫盡濕，唯恐東窗事發，會受處分，二人偷偷從屋後攀入宿舍。鄰居誤以為有賊
入屋行竊，驚動了四叔，將我倆捉個人贓俱獲，狠狠的修理了一頓。這是我在調景嶺犯
事的第一遭，也是與威權的第一次邂逅。
我的監護人四叔是營內廣東高要同鄉會的會長，相當的體面。記憶中營內到處都有各省
縣市的同鄉會，林林總總的，恍如中國的縮影。四叔已屆中年，以提供食宿給香港、九
龍來的學子維生。我們戲謔他為「三棲動物」：他同時娶了三位妻子，大太太負責家中
財政，二太太和三太太負責炊事。一家四口，分工合作，各人地位亦分明，鮮有家庭糾
紛。四叔的豔福，羨煞了旁人。他能享受如斯齊人之福，主要原因是傳宗接代，因前兩
位妻子均無所出，四叔求嗣心切，終在第三位妻子身上如願以償。因我屢犯宿規，離開
了四叔的監護，對於他們往後的家事不甚了了。離開了四叔的宿舍和監護，是我人生的
轉捩點，我將母親蒙在鼓裡，把每月的食宿費放在自己口袋中，自己理財，在一位老兵
的木房子中租了一個床位，開始了我童年那一段孤寂和斷裂的坎坷歲月，那年我應是十
一歲的光景。
調景嶺營居住的均是大陸撤退來港的軍公教人員，可以說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家離鄉背
井，生活和精神都陷入一種斷裂的狀況。可堪告慰的是彼此凝聚一起，互相有依靠。我
這個外來者感受不到他們的辛酸，反而羨慕在地同學有家可歸，師長對他們視同子姪，
寵愛有加，令我這個小香港有點他者的感覺。回想起這一段自我理財的日子，每月均未
能量入為出，未到月尾，飯錢早已花光，唯有硬著頭皮到相熟的小館記帳吃飯。每念及
此，心中便辛酸起來。同學中記帳吃飯的，當然不只我一人。但小小心靈似乎永遠忘懷
不了那一段不光彩的日子，這對我成長後內向多疑的性格，有一定的影響。
那年代調景嶺的文娛消遣很少，戲院要到六十年代後期才出現，是露天的，放映時間只
能在晴天的晚上，多是當時電懋和邵氏的作品。我們的娛樂多是打籃球、到無人的海邊
游泳，或到鄰近的客家村落偷摘蔬果。這亦是我們兒時養成的樂山樂水的好動性格。此
外的娛樂多與中華民國的節日慶典有關，例如雙十晚會、國父或總統壽辰的大型歌舞表
演。我們最歡迎的還是從台灣來訪問的純德、亞東、靜修等女子籃球隊表演賽；她們的
球技與青春活力，令我非常傾倒。長大後對敏捷矯健型的女孩特別鍾情，亦可能是早年
這些女籃健兒的倩影所致吧！
由於缺少聲色犬馬的娛樂，營內青年黃昏時喜在屋前唱歌自娛。他們嘹亮的歌聲從這邊
山頭傳到對岸的山頭，餘音通過海灣的空氣，此起彼落，像客家人唱山歌般熱鬧。月圓
之夜，空氣中蕩來一首動聽的「調景嶺上月彎彎，白雲遷徙夢魂牽，可愛的祖國血斑斑
，美麗的田園荒涼涼……」那股鄉愁和哀怨徜徉在夜空中，此情此景之優美，非時下靡
靡之音可比擬，令我這個香港仔亦強說起無中生有的原鄉愁來。我們的歌曲大多是課堂
學來的，部分是民間小調，也有些是黨國教育、反共抗俄的題材。總之是旋律好、歌詞
美，備受我們喜愛和唱誦。此外還有當時原子粒收音機播放的國語時代曲和歐西流行歌
，都是我們的精神食糧，後者更是我學習英語的台階。我每周皆從流行榜上的新歌中找
來英式或美式的俚語和生字，向同班同學炫耀一番。「字典」和「生字王」的外號由此
而生。後來有機會考入香港中文大學，選讀的就是以後「誤人子弟」的英國文學。由流
行歌到英國文學，中間的經歷和際遇，似乎冥冥中已注定。
我整個青少年的成長期（formative years）可以說是在調景嶺度過的。那時只知道生
活艱難，物質條件極度匱乏。但身處山明水秀的環境中，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偶爾
回到市區空無一人的家中，心中便會想趕忙往調景嶺跑。那種矛盾的心情，就像電影《
現代啟示錄》的美國特種兵──威勤在影片開首自言自語那樣：「當我在外邊執勤，我
希望能回到西貢；當我在西貢，我便想回到外邊，執行我的任務。」初中一至三年級的
階段，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上課不專心，只知找機會捉弄老師，摹仿他們的鄉音，弄
點笑料，以博同學一笑，滿足自己的虛榮感。我們的老師，雖說是落難香江，仍多能保
持斯文爾雅，其中更不乏臥虎藏龍之士。他們有些言行稍微怪異，但均能保持中國人的
不亢不卑的氣節，這點可從他們日常與洋教士的交往上看出來。其中亦有些特別例子，
教國文的胡夫子，終日長袍加身，對著挪威籍的校監，頭永遠抬得高高，眼直視而不見
，一派不在乎的模樣，恰好是另一極端反應的典型。自庚子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洋人
的反應，不外乎兩種：自大與自卑。這種微妙的華洋轇轕，亦在我成長認知過程中留下
一定的烙印。
我到了調景嶺生活三年多時，交上了幾位在地的同齡朋友。他們全都祖籍北方，塊頭比
我長得高大，與他們廝混，給我很大的安全感，很自然地，我們變成了童黨。我們的背
後當然還有村中的老大哥，有困難時便找他們出頭擺平，我們則恃眾欺寡，盤據一隅，
介乎小流氓與小阿飛之間。後來看了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感覺到電
影中的時空和人物，有點似曾相識的親切。但童黨的歲月，正如發生在所有啟蒙故事的
題材一樣，是階段性的，跨過了那門檻、嘗過了那股滋味後，便不復再了。

【2009/11/13 聯合報】